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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以此文纪念“两弹”元勋于敏逝世两周年

◎ 萨本豪 苏宗涤 蔡敦九

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，是我国氢弹理论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，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，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20 世纪70年代起，他在倡导、推动惯性约束聚变等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他就是先后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1999 年获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，2015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2020年上榜核工业功勋人物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——于敏。

2019年1月16日，于敏逝世，值此两周年之际我们发文缅怀这位共和国的功勋。

于敏

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

于敏是新中国第一批北大毕业生，1951年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（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）时值新中国建立不久，国家科学规划将核物理研究列为重点，领导希望他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。尽管他当时的兴趣在量子场论，但他欣然服从了国家的需要，转向了核理论的研究。当时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完全空白，没有老师指导。经过 10年努力于敏不仅做出了为人瞩目的成果，而且还带出了一支核理论的研究队伍。

于敏在原子能院

对于这一段工作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说：“于敏的工作，完全是靠自己，没有老师。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。他是开创性的。”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称赞于敏的工作：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。”这是对他在核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最好评价。于敏是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。

学生记忆中的于敏

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苏宗涤刚开始向于敏学习核理论，对于怎样展开研究工作还很陌生。正因为这样，对那段经历的印象很深。其一，研究的目的非常清楚，就是试图解决有意义的物理问题和国际上普遍关心的问题；其二，解决问题的物理思想是于老师自己提出的；其三，虽然当时的计算条件有限，于老师总是将问题中的物理因素逐个的分析，按照主次一一研究，对问题的理解也逐步深化。从于敏老师处学到这些，让学生受益良多。

“多年后，于老师还一直关心我们的工作及进展，见面时经常询问我们，并鼓励我们。每当我们转向新的研究领域或遇到什么困难时，也总爱请教于老师。多年后，苏宗涤始终记得于敏总是非常热忱，以他的博学介绍有关研究的情况及进展，同时以他对相关课题的深刻理解及对物理的敏锐性指出问题和困难。

于敏参加学术会议

“夏蓉”讲义全国“开花”

在于敏的带领之下，当时的原子能研究所的核理论组不仅做出了出色的工作，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核理论的研究人员，他们不仅仅是本所的，也辐射全国其它有关研究所和大学。为配合1958年成都举办的原子能展览会，原子核理论暑期讲习班开办，全国各地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的同志参加。于敏和北京大学的老师杨立铭主讲，他们的讲稿——署名“夏蓉”的《原子核理论讲义》，于1961 年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出版。这是国内第一部、也是20多年里唯一出版的一部原子核理论教材。它是好几代学生学习原子核理论的必读书籍，也陪伴我们度过了40多个春秋。暑期讲习班结束后，又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和研究人员到研究所核理论组进修。参加进修的人员，就像播下的种子，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。

于敏对学生的指导和培养可以总结为下面的四句话：“物理求真做课题，夏蓉讲义是基础，基本文献要精读，边干边学出成果”。

于敏（右）与胡仁宇

三巨头组成“氢弹探索小组”

1960年秋，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决定：在九院集中全力突破原子弹之时，立即在原子能研究所先行探索氢弹的原理。钱三强据此决定在研究所四室成立“氢弹理论探索小组”。黄祖洽任组长，带领蔡少辉、萨本豪和刘宪辉等走上征途。起初主要是寻觅有关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。那时信息产业尚未诞生，除报刊杂志外主要靠国外研究机构出版的机械缩微卡片，在专门的放大机上阅读，好不辛苦。但他们心怀光荣使命，不怕苦和累，拼命工作。

不久何祚麻加入这个小组。何老师以思想敏捷、点子多而著称，他的加盟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推动。大约半年后，钱三强从工作需要出发，调于敏到该组任副组长，与黄祖洽共担重任。尽管于敏在此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理论研究，而他自己也觉得他的性格适合较自由的基础研究，但他还是服从组织安排。从此，他就一直在核武器理论领域辛勤耕耘。当时黄祖洽精通核反应堆物理和输运理论，何祚麻擅长粒子物理，于敏则是国内原子核理论专家。于敏的加入，为该组添加了擎天柱。

于敏（右2）与杜祥琬、王三江、陈能宽、朱光亚、王淦昌、王大珩、马祖光、王乃彦等合影

215办公室，三巨头“论剑”

黄祖洽那时已在九院兼职参与原子弹的攻关，每周只有一半的时间来原子能所，“探索小组”的担子主要落在了于敏的肩上。于敏和何祚麻那时同在四室 215 办公室，办公室里总是特别热闹。他俩每日碰面就讨论问题，何老师点子多，经常提问题。于老师物理图像特别清晰，善于快刀斩乱麻，很快理出头绪，把握住问题的物理实质。他们俩都极富追求科学真理精神，讨论起来绝不轻易让步。在黄老师来原子能所的那两天，215办公室更加热闹，三人对峙的局面也不少见。毕竟都是杰出的科学家，都尊重科学、又都有高尚品质，谁对就听谁的。热烈讨论确实是个好办法，好多新的思想就是从这种讨论和争执中产生的，不少疑难问题也是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了解决。

1963 年，从中国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分配来10多名毕业生扩充至“探索小组”，小组已近40人。两位组长领导有方，把人员按学科划分为几个研究小组，由他们分管。大家干劲十足，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。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再苦再累也要为氢弹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
带着队伍去找计算机

1964年的年中，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，大家对氢弹的有关物理过程，已有了相当的研究，对氢弹原理也有了一定的掌握，对氢弹的整体结构也有了些初步的设想，还准备了一套有关中子和辐射的流体力学方程组。于是当年秋天，于敏就带领一支强大队伍到上海，用当时华东计算所国内最快的计算机，对中子和辐射输运的一些主要参数作了仔细计算，还就个别方案作了整体计算。于、黄两位在原子能研究所从事的氢弹理论研究，确实为后来的氢弹原理突破和研制打下了一些不可少的基础。

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，为了尽快突破氢弹的设计，二机部党组决定：原子能研究所的“氢弹理论探索小组”并入九院九所。两支研究队伍汇合在一起，通力合作攻关。在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，我国氢弹成功爆炸。中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，创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记录。于敏对氢弹原理的突破起了关键作用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走上核武器研究之路始于原子能研究所，这也是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光辉的一页。

1984年，于敏（左二）与邓稼先（中）等同志在核试验场地

“不轻易放过一个数据，要严之又严”

早在于敏做基础研究工作时，他就非常注重实验数据。记得当时他不仅熟知核结构方面的许多实验数据，也掌握了这些数据的特点，以及理论计算与实验符合的情况等。正是基于他熟知的这些实验数据，于敏才能提出自己的物理思想。当他与黄老师在原子能研究所主持氢弹理论研究时，其中有一部分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反应截面的收集、分析和计算，获取理论计算中所需要的各种核参数。

两弹试验成功以后，氢弹理论研究步入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新阶段。他们深知：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扩展，需要的是几乎覆盖整个周期表所有元素，包括在整个能量区域所有可能反应道的全套中子反应数据。像以前那样靠文献收集已远不能满足需要。况且，对于很多核素、很多反应，因实验条件的限制，根本没有实验数据。而当时美国的评价核数据库是保密的。面对国家核事业发展的需要，于、黄两位老师大力倡导和推动在国内开展核数据研究工作。

核数据中心成立至今已30多年了，其间于敏一直关心着核数据工作，并为此倾注了心血。在核数据中心成立20周年之际，他题词“发展数据工作打好核科学技术基础”，寄托了殷切期望。于老师经常告诫我们：“关键数据百分之几的不确定性，往往会使产品研制费用成倍增加，甚至是关系到试验成败的大事。”他要求我们不要轻易放过一个数据，要严之又严。他还经常叮嘱我们：数据工作是一综合性极强的工作，不是一个单位，几个人能完成的，做好数据工作一定要大力协作。

后学的楷模

我们有幸曾在于老师身边工作过、直接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培养，受益颇多。回顾与于老师近半个世纪交往中，给我们印象最深、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点:

于老师始终把国家科学发展的需要放在第一位，为此呕心沥血，为了祖国科学的繁荣，国防科研事业的昌盛，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和奉献，他的拳拳报国之心激励我们。

1986年5月，于敏（右1）与其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者合影

他有渊博的学识，在复杂纷乱的物理现象中他总能一语道破其物理本质，给出清晰的物理图像。在纵横交错的诸多矛盾和关系中，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。所以在向于老师请教和讨论问题时，总有“拨云见日”、“豁然开朗”的感觉。能做到这样，是因为他有着深厚的功底，渊博的学识，将物理学中的基本理论融会贯通。

于老师对学生及后学总是关心、鼓励、帮助和提携，他经常告诫我们，作为科学家要“淡泊”和“宁静”，不为“物欲”、“权势”等所惑。他自己也正是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的榜样。值此于敏老师八十华诞之际，记下我们经历的点滴事，以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敬爱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）

策划：杨金凤

原标题：《于敏：他所有的工作完全是开创性的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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